首页 | 财经 | 资源 | 理财 | 考研 | 职场 | 论文 | 资格 | 投稿 |

全球金融证书大汇总: CFA - FRM - 财务顾问主办人 - 中国精算师 - 保荐代表人 - ACCA - CFP - FECT - 金融英语 - 证券从业 - 期货从业 - 银行从业 - 保险从业 - 更多
金融大学:银行学院 - 保险学院 - 外汇学院 - 债券学院 - 股票学院 - 基金学院 - 港股学院 - 权证学院 - 黄金学院 - 期指学院 - 财经股票书籍在线阅读 - 金融类书籍下载

当前位置:北京锐思赛车学校 > 业界对话 > 对话金融高端 > 文章正文

金融高端对话:专访共和国第八任财政部长项怀诚

www.rtisa.com.cn发布时间:2009-09-01 19:23文章来源:未知投稿给我们

    本文地址:http://www.rtisa.com.cn/talk/gaoduan/2009/0901/5341.html
    文章摘要:金融高端对话:专访共和国第八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弄碎道听耳食君命无二,助力车辩护律师百啭千声。

    项怀诚,共和国的第八任财政部长,1939年出生于江苏吴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从1963年开始便在财政部工作,从科员一直做到财政部长,基本上经历了中国财政改革的历次风风雨雨。他还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的兼职教授。60年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几经变革,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尤以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影响最为深远,而项怀诚是这场改革的一位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从他的视角来重现财政领域的历次重大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他在今后财政改革的思路、走向与精神方面的认识,对于我们也颇有价值。过去的探索有助于未来的前进,我们希望能借项怀诚的视角,促使大家进一步思考中国财政改革的未来。


    图片1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你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其后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的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记者:李先念先后当了21年,是在任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的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记者:你曾在山东大学学中文,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搞研究,1963年到财政部工作,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职业转折?

    项怀诚:在计算所工作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该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我这个人是很幸运的,大学毕业就分到了北京。事实上,分到大机关、高层机关和基层机关是不一样的。进入北京的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一。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的许多人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1969年4月去的,待了三年。

    记者:主要做什么?

    项怀诚: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本部的子弟办了一个中学和一个小学,调我去当中学的老师。我当了两年老师,1972年4月预算司司长点名要我,于是我就回到了预算司。“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殷承桢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名老红军。当时他出差,点了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 “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们的“拐棍”用。

    记者:从相关资料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年,军管才结束。后来发生了什么?

    项怀诚:当时周恩来还在世,他说要给财政部派一名精明能干的强将。派的是谁呢?就是张劲夫。张劲夫做了四年多财政部长,1979年调到国务院当国务委员。

    记者:1978年 “三中全会”召开,对你有什么影响?

    项怀诚:我1960年参加工作,到1979年40岁的时候,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我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良好的政治气氛。张劲夫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没有入党,他就要我参加部里的务虚小组。

    记者:你对他如何评价?

    项怀诚:他是思想非常开放的一个人,北京锐思赛车学校:有真知灼见。张劲夫之后,吴波做了一年部长,后来年龄大了,主动让贤,由王丙乾接任财政部长。吴波和王丙乾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所以他们在财政部都有独特的威望。财政部的人对前三任部长都非常尊重,但是感情上不是那么亲近。他们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地位更高。我在财政部是小字辈,是一个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干部。我在预算司十年,到1982年组建综合计划司,我就被调到综合计划司当副处长,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副司长,过了两年就提了副部长。如果没有张劲夫、吴波、王丙乾等老部长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可以说好领导和好政策都让我赶上了。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60年的主线

    记者:从你的个人经验出发,你如何认识从1949年到1978年的财政改革与调整?

    项怀诚:解放初期,财政部缺钱,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一切为了前线。1953年之后,国家的工作重点首次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财政处在建设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句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1978年之前,这一直是财政工作的目标。我们经常要计算每年的财政支出里面有多少钱、多少比例是用于建设的。但是那时体制不好,工业产值增加很多,但效益不好,GDP虽然有很大增长,但产品存量不多,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消耗大、成本高、效益差的道路。

    建国后财政体制的变化偏多,财政体制本身缺乏稳定。偏多到什么程度呢?平均每三年就要变一次财政体制,最短的一次只存在了一年,最长的也只不过五六年。在这个体制之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安排不稳定,变化无常,原因其实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记者:那么前三十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寻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权力界限?

    项怀诚:对,就是财政权集中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制度保证的问题。我们摸索了三十年,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所以,不能说财政改革只是后三十年的事。

    大略地说,解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无可奈何地学习苏联。苏联派来了很多顾问,当时各部委都有苏联的顾问,财政部也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苏联模式。其实,中国内部也在探索,陈云就对苏联的东西做了很多修改,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财政改革前三十年有过很多探索,包括“分灶吃饭”、“包干制”、“总额分成”以及我们现在进行的“分税制”等。

    记者:为什么当初搞这些东西没有成功?

    项怀诚:主要原因是条件不具备。但是不能否认,改革是六十年财政政策一个主线,六十年里财政始终是处在改革中。前三十年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很多实践,当时的改革绝不能抹杀,不能说中国财政改革就是后三十年的事。事实上,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为后三十年的改革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从大脉络上讲,60年的改革实际上是财政由高度集中向分级分权转变的过程,是财政管理逐渐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

    财政包干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形势如何?

    项怀诚:当时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财政非常脆弱了,赤字率很高,很危险。1980年发生了“吴赵大战”,就是吴波和赵紫阳之间的争论。赵紫阳主张“包干制”,吴波主张“分灶制”。当时赵紫阳还没有到北京工作,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当然,吴波从来不承认“吴赵大战”,他说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下级讲了应该讲的意见,并没有“战争”。后来中央会议决定采取包干制。

    记者:那么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主要实行的财政体制就是包干制?

    项怀诚:尽管在一段时间里面有变化,但是就其性质来讲,主要是实行包干的体制。实际上包干体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出现的一种过渡办法。最早是从安徽的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农村大包干,后来这种包干制度就被引入企业,最后也被引入了财政制度里。当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地方政府尽可能地放心,实行包干制度是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体制多变的情况下,包干体制能够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当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不是太快,中央财政增长的速度相对而言更慢一些。那个时候一年财政收入能够增加一二百亿就不错了。

    记者:实现包干制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什么样的状况?

    项怀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减税让利,在减税让利政策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财政收入有意识地让给企业,增加企业的活力。1980年到199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79年为28.4%,1980年就下降到25.7%,到1993年则降到12.6%,总降幅为15.8个百分点,大体上每年的降幅超过一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整个的财政分配之中,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41.5%降到1993年的22%。所以中央财政的发言权就相对比较小。当时国门已经打开,我接触了很多人,包括台湾的前“财政部长”陆润康。他说台湾的财政是“弱干强枝”,中央比较弱,地方比较强,这在台湾是不行的,在大陆更是不行的。

    记者:这番话对你有何影响?

    项怀诚:我认识到,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是有必要的。1987年我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南斯拉夫当时有个副部长叫奥格奥夫斯基,是个经济学家,他跟我说,南斯拉夫的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了,仅有11%,他担心国家要出事。果然,我回国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出事了。

    记者:当时中国的中央财政状况与南斯拉夫相似?

    项怀诚: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不同。我们除了预算内收入以外,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和政府性收费。所以比较不同的国家时要慎重。但无论如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太低,财政部很窘迫,当时有“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的说法。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而且不还的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如粮食收购财政亏损补贴资金不到位,铁路、民航、港口等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等。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就发不出去的境地。我的前任刘仲藜部长三次找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基不允许。可见,包干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93年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副总理来到会场,对所有与会者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分税制改革

    记者:分税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确立起来的?

    更多

    相关阅读

    焦点图文

    关于我们 | 广告服务 | 商务合作 | 网站地图 | TAG | 友情连接

    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13-2014 北京锐思赛车学校(www.rtisa.com.cn),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声明:我们不做任何形式的代客理财及投资指导,凡是以北京锐思赛车学校名义做股票推荐的行为均属违法!
    广告商的言论与行为均与北京锐思赛车学校无关!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锐思赛车学校